90后“负债者联盟”:从幻觉中醒来,80后太难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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傍晚,门刚被敲响的时候,朱丽以为又是哪个走错路的外卖员。

随即屋外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:“你不要躲在里面了,我知道你就在家里头。”

朱丽惊了一下,本能地透过猫眼往外望看了一眼。是两个男人,陌生的面孔,一身黑。朱丽慌了神,不敢再看猫眼,之后屋外发生的一切,她只能凭听觉判断。

欠款本金10万,逾期9个月,2020年11月17日,催收人敲响了朱丽出租屋的门。

今年28岁的朱丽,从19岁开始用信用卡。2018年,朱丽发现自己的债务难以平衡,着急补上窟窿的她开始四处借钱,结果越欠越多。

像朱丽这样负债的90后,在豆瓣小组“负债者联盟”里可以找到很多。这个创建1年多的小组已有3万多名成员,集结了各种原因欠债的年轻人:创业失败、家人重病、深陷杀猪盘、被朋友坑骗……但一位网友根据组内11月的帖子进行抽样统计,发现超前消费和游戏是最主要的欠债原因。

他们的身份五花八门,欠债金额参差不齐,但几乎都体验过满足某种欲望的短暂快乐,以及还不上钱的焦虑无措。他们进组的愿望也如此相似,就像组规里那句鼓励人心的话:“让我们一起努力,早日退组!”

90后“负债者联盟”:从幻觉中醒来,80后太难了插图

豆瓣“负债者联盟”小组

及时行乐

朱丽长了一张娃娃脸,大大的双眼皮,粉色的口红,一头蓬松的鬈发散落在肩上,看上去远没有28岁。

她来自江西一个“很小的地方”,从小由爷爷奶奶抚养,衣食无忧,“小时候就没摸过钱”,文具都由奶奶领着去买,因此对金钱没什么概念。

长大后,朱丽也没有攒钱的习惯, 几乎“月月光”。读专科时,父亲每月给500元生活费,不够用,她就自己出去做兼职。

2011年,朱丽办了人生中第一张信用卡。起初只是听同事说用信用卡看电影只要9元,再加上银行业务员的上门游说,她想着办就办了。第一笔消费,她和同事拿着这张卡去“刷”了顿饭。

从此以后,朱丽开始陷入超前消费的快感中,只要能用信用卡的地方,她都会先刷卡,等第二个月工资发下来再还。“随时有钱,想干嘛都可以提前花,想买的东西就直接买,不用再攒钱再等着了。”

直到今天,朱丽也觉得信用卡本身是好的,只是自己没有控制力。

用信用卡第一年,朱丽没有负债,还攒了1万元,单笔消费最高也就两三百。但慢慢的,朱丽把自己能办的信用卡都办了。先消费,后还款,这样的生活她过了7年。

她曾痴迷囤货,从卫生纸到小零食,一次性买一堆,折下来还能省几元。最夸张的时候,她一次买的洗衣液,3年还没用完。

2014年,朱丽恋爱了,男友没有办卡资格,朱丽主动把自己的卡给了男友。“从小我爷爷教育说,男人在外面不能没有钱。”朱丽说,出去消费,看似是男友刷卡,实则共同支出都由她来承担,“我当时也是想通过这个证明,我有多爱他。”

两年后,男友出轨了,朱丽的精神状况一度陷入低迷。她想不明白,自己付出这么多,最后却没有好结果。为了调整情绪,她辗转于网络上的各个知识付费课程——情绪管理、形体矫正、舞蹈课,前前后后共花了好几万。

等到2018年,朱丽的债务开始紊乱了。虽然她每个月会定期还款,但几乎从不看账目明细,“到现在我也没明白自己怎么欠下这些钱的。”

在“负债者联盟”小组里,和朱丽一样“稀里糊涂”“没想那么多”“只管自己刷”的90后不在少数。

2019年发布的《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》显示,86.6%的年轻人都在使用信贷产品,除去把信贷产品当作支付工具使用的,实质负债人群约占整体年轻人的44.5%。其中12.4%是房贷,而更多的信贷资金主要使用在生活和休闲方面。

没有房贷,追求“及时行乐”的朱丽就是典型例子。

超前消费

24岁的韩文聪坐在租的小单间里,桌上放着一张纸,一只笔。他开着电话,在朋友的远程监督下,一个一个点开手机里的贷款App,把每个平台的账目记录在纸上。6个网贷平台,1张信用卡,单个平台最多欠款4万,最少1万多,加上欠同事的现金,共近22万。

数字刚算出来的时候,韩文聪有些慌。转念一想,他又稍稍松了口气,“终于要面对了。” 其实他之前也粗算过几次账,但总是一再逃避,没有改变的决心。这次如果不是朋友督促,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勇气面对自己负债累累的事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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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文聪在豆瓣帖子里晒出的账单韩文聪回忆,自己是在大学校园里染上了“爱借钱”的坏习惯。2014年入学,网贷App正兴起,“出门拿个外卖,路上都能看到好多贴的广告。”他发现网贷让借钱变得很简单,门槛低,用地多,额度还能涨。

一开始,韩文聪的借款金额都不大,偶尔也会做兼职还贷。他真正开始欠款,是在临近毕业时。近半年的毕业旅行费用,都是韩文聪借来的,他想着之后工作了,会有稳定的收入。

他本科念环境设计,毕业后离开山东,来到上海一家国企上班。刚入职时,他的工资只有五六千元,现在涨到9000元左右。

工作中,韩文聪经常和“巨款”打交道。“平常接触的老板,有上千万上亿资产的;审的合同也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的。”听说有实习生工作半年赚了十几万后,他越来越不在乎小钱了。

开销最大的是电子产品。学生时代的他两年换一次手机,工作前他给自己定下新目标:一年换一次。光是移动硬盘,他就有四五块。升级成固态,花了两千多;更新键盘鼠标,又花了两千。无人机火了,韩文聪下单买了一个;新的Switch发售,他入手了一个;300元一张的Switch游戏卡,自然也要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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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文聪的部分电子产品 受访者供图某金融研究院2020年发布的《男性群体消费趋势研究报告》显示,男性线上消费比女性更强烈,且热衷于超前消费。18-25岁的超前消费主力军中,男性占比高达72.8%。体育、电子、游戏,是目前年轻男性的三大消费主力项目。

27岁的刘武(化名)第一次使用网贷,也是因为电子产品。2014年他刚大专毕业,心高气傲,时常要和人攀比,揣着2350元的实习工资,分期购买了最新款的iPhone6 Plus,每月只需还款500元。刘武尝到了甜头。

但有的人被甜头冲昏了头脑,沉溺其中,无法自拔。

快乐的泡沫

忙的时候,韩文聪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,“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8点半”,一个月没几天休息。他从事工程建设,平日要负责现场的施工进度,要和甲方对接,还要测绘图纸。今年他升职成了一名小主管,压力也随之增大。

小时候,韩文聪靠吃东西缓解压力;长大后,他找到了新的方法:花钱。

花钱总能让他短暂远离现实世界的烦恼,把钱花出去那一刻,负面情绪似乎也被消解。

但很多时候都是一时兴起的冲动消费。出差时无意间看到高达模型的广告,韩文聪花1000元买了一个回家,发现还挺有趣的,接着又下单买了近50个。可等快递陆续寄到家,他的兴致也散得差不多了,“也没啥意思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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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文聪的一部分模型 受访者供图有时候,即使是给别人花钱,也能让韩文聪享受其中。

谈起这段经历,他觉得自己当时“挺傻的”。他一直看不上给视频主播打赏的行为,直到现在也这么认为。

这是一个不露脸的陪聊软件,只要调用听觉就可以加入直播。直播间里一般有七、八个人可以说话,粉丝可以和主播们互动、打赏。大多是在加班的深夜,韩文聪打开软件,把耳机一戴就能进入另一个世界。

直播间里一种类似“开盲盒”的打赏方式吸引了他。“花66元能开到520元,甚至是1万,也有可能是6块。”而最刺激的是开到最大奖,“谁刷出来了,整个App都能看到。”韩文聪也跃跃欲试,加入了这个“赌博”游戏。

打赏多了,韩文聪发现自己“和别人待遇不一样”。打赏越多,名字排位越靠前,可以被更多人看到。进直播间时,主播们会特别热烈的欢迎他,聊天的话题也围着他转。到了后期,他还能加到主播们的微信,甚至约同城的主播一起吃顿饭。

在这个游戏中,韩文聪找到了一种“以我为中心,被人重视”的感觉。

他不是没害怕过,打赏付款的时候,他也会心虚,“不知道花了多少,但感觉是不少了”。每次使用信用卡支付,他会选择性逃避弹出来的信息提示,他知道自己看了会心慌。

他也挣扎过,他知道这些主播都有固定的剧本,也删过软件。但很快,他又会在某一个“无聊”的时刻,把软件下回来。这样的自我拉扯,韩文聪做了三次。每次没钱了,他就会去借钱。

与朱丽一样,为了还信用卡,韩文聪走上了以贷养贷的道路。有一个月他在借呗上借了2万,还款期前11个月,每月只需还几百元的利息,但最后一个月,他需要一次还清2万的本金,压力陡然增大。

为了还款,韩文聪先把烟给戒了;一年一换手机的计划改成了两年一换;过去谈恋爱,一个月要吃一次千元大餐,现在就在家楼下的面馆吃碗20元的面;今年双十一,他愣是一样东西也没买。

庆幸的是,韩文聪还未接到过催收电话。

催收

早几年,刘武接过的人工催收电话,多数带有侮辱性。刚开始他还会跟人家理论,后来机器打来的催收电话接踵而至,刚挂掉上一个,又打进来一个。他不得不将手机调成静音或免打扰模式,拒接。

而机器连发的短信却无法拒收,只要一开机,刘武的手机就会瞬间弹出无数条短信,狂轰乱炸,直到卡死。

通讯录里的联系人早就被骚扰了个遍,从领导同事到亲戚朋友,基本都收到了刘武的欠款信息。起初刘武还告诉家人,这是诈骗,不要理。但同事那边实在瞒不住了,他只能选择从广东辞职,回了甘肃老家。

严重的,催收人会直接上门。

那天,朱丽正好比平时早下班一小时,到家已经6点半了。她印象中刚到家,打开客厅的灯和厨房燃气,门就被敲响了。

朱丽不敢出声,她听到门外的人议论说灯是亮的,肯定有人。她赶紧起身把客厅的灯关了。

对方在门外大声喊着她的名字,一边把门敲得邦邦响,仿佛每一声都重重砸在她的心跳上。过了一会,他们开始嚷嚷着找开锁师傅上门。

朱丽坐在客厅沙发上等着。当时已近7点,天色越来越暗。哪里的灯她也不敢开,也没有想过拿硬物防身。她就坐在黑暗中,没有一点挣扎地等待最坏的结果发生,“好像认命了一样”。

最后,开锁师傅没来,来了一个女人。女人在门外劝了几句,就给朱丽的爷爷拨通了电话。

那边声音刚落下,朱丽紧捏在手里的手机就振动了,是爷爷打来的微信电话。朱丽赶紧挂断,没一会手机又振动了,这一次是妈妈打来的。朱丽再次挂断,编辑了一串文字发给妈妈:我现在是安全的,你跟爷爷说一声,我现在不敢接你电话,他们在我门外。

等到门外的人走后,朱丽给妈妈回拨了电话,聊了一个多小时。一改常态,电话里母亲已经顾不上责骂,一个劲儿地担心女儿被绑架,让她赶紧搬家或是让弟弟过来陪她。大多时候,反倒是朱丽在安抚母亲。

半年前,母亲第一次接到银行催收电话,才知道朱丽负债的情况,也第一次知道了“超前消费”的概念,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当时全家人都在责备她。

向父母坦白,几乎是每一个负债人做过最煎熬的事之一。调查显示,63%的负债90后在还款困难时,会寻求家人或者朋友的帮助。

但朱丽心里清楚,父母没有能力帮她还钱,更别提从小就很疼她的爷爷。她只能靠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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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想看到催收信息,朱丽每天都会清空通讯记录 受访者供图

还债

曾经热衷购物的朱丽已经过了两年“断舍离”的生活,她几乎没有买过新衣服,也不怎么叫外卖了,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楼下的小卖部买速冻食品。

为了多挣钱,她曾经线上线下同时打多份工,被上门催收的第二天,她辞掉了线下的工作,担心自己一个人出门有危险。她开始反感别人直接叫她名字,或者大声说话,连戴耳机听歌都要调低音量。

她至今都不太敢开灯,只敢关上门开房间的灯。天黑了,她就用微亮的小夜灯在客厅和厨房照明。被恐惧、焦虑困扰的她已经失眠很久了,有时候躺在床上,看着屋外的亮光一点点暗下去,总是不自觉地会想,“自己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。”

只有真正经历过“社交死亡”的人,才会慢慢从“欠钱不是个大事”的幻觉中醒来。

原本性格开朗、爱说话的刘武辞职回家后变得异常安静,不跟人交流,把手机扔得远远的,有时躲进县城的小茶馆,一坐就是半天。

他身边负债的朋友,有的换掉手机号,离家出走,彻底失联;还有的从高楼一跃而下。刘武不想逃,他只想尽快把钱还清。

可他能力有限,最后还是得靠父母帮他还。第一次是朋友主动开口帮他坦白,至今他一想起父亲当时的表情,就难过地直叹气。

父亲逼问他,到底欠了多少钱,他报了一个比真实金额小的数字,10万。父亲神情复杂地拿出2万元给他应急。但过了一个月,又到了还款期,刘武没办法了,彻底跟父母摊牌。

在摊牌前,刘武打开所有借贷软件,挨个抄下本金、年化利率、利息,列在表格里。算出总额后,刘武把这张表交到了父亲手里,一边解释每一笔欠款的原因和去处,一边观察着父亲的表情。

父亲没怎么说话,安静地听他讲完,无奈地叹了口气,只说了一句:“你怎么不早说?” 翻出多年积蓄,再找亲戚们东拼西凑,一周时间内,父母帮刘武筹到了20万。

这之后,刘武便出门打工了。听朋友说,去新疆干煤矿工资高,还包吃住,虽然之前看过煤矿遇难的新闻,但他已经考虑不了那么多了。

他认识不少欠债的人,抢着去干这样的重活,铝厂、电解铝车间,室内温度近五六十度,每天工作满8个小时,一个月工资有1万5。

等心如死灰的刘武到了矿场,他发现环境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,内心甚至感到一丝惊喜。从2019年6月入职后一年半的时间里,他拼了命干活,工资从6000涨到1万,几乎全数用来还贷。

他清楚地记得,近三年他没有为自己添过一件新东西。如今,他只剩3万就能还清债务。

眼看着即将要爬出深渊,重见阳光,刘武却没有轻松的感觉。他还是喜欢找个安静的地方待着,躺着或者睡觉,即使什么也不做,他也会感到很舒服。

他的手机仍然不容易打通,他索性养成了习惯,过一段时间才看一次手机,看看谁找过他,他再打回去。

今年11月中旬,刘武主动去做了一次心理咨询。诊断结果为轻度抑郁,需定期接受心理疏通辅导。

“从23岁到27岁,耗费了4年青春。”刘武回顾从欠债到还债的这四年,除了失败的阅历,什么也没赚到。

在“负债者联盟”小组里,刘武发了一篇帖子讲述自己的经历,结尾提到想找个女朋友。后来他告诉记者,他现在没有多余的想法,“就是想赶紧过上,平平淡淡的、很幸福的生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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